面对“房奴”、“卡奴”、“车奴”，人们犹可以视之为提前支取幸福，而面对“剩女”、“孩奴”，连人的生理快感都无法享受，生命的基因使命都无法完成的“杯具”，讨论幸福真成了如假包换的“奢谈”。 
　　改革前，每个人挣一样多的钱，有钱没钱一样凭票购买，计划和分配的原则意味着个人在物质上的无从追求也无法追求，剩余的心理和生理能量都涌向实现“世界大同”的崇高理想。把这种今天人很难明白的折腾即使可以称为“追求幸福”，那也绝对不是个体层面的，而是社会整体层面的，因为它同样也是被计划和分配的，在一个人看哪几台戏都被限定的时代，幸福和追求幸福不可能不被“格式化”。
　　改革带来了中国人追求幸福上的自由度。个人动力的增强带来了经济的高速发展，短短三十年间，一个样样匮乏只有人口不匮乏的中国变成一个几乎样样过剩甚至出现“剩女”的国度，遗憾的只是幸福似乎并没有伴随追求幸福的狂飙而出现明显的剩余，反倒成为某种稀罕之物：只要看看近年来制造出来的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在背井离乡饱受辛劳的“正规民工”之外，还出现了诸如“IT民工”、“新闻民工”，甚至“白领不如民工”之说盛行，加上形形色色的“奴”：“房奴”、“卡奴”、“车奴”，甚至“孩奴”，不难发现，个人正被飞快地带离幸福乃至追求幸福的道路。
　　“房奴”、“卡奴”、“车奴”在表层上反映的是人与外部物质世界的关系，深层次上反映的是人与内心物欲的关系。如果说，在计划经济时代，人们匮乏的是物质，现在匮乏的则是符合人性的需要。人之成为房、车和其他隐形于信用卡中的物质的奴隶，是因为各种形式的贷款不仅提前支取了人的钱，更让物欲替代了人性的需要，使人以透支金钱的方式，透支了自己的幸福。
　　人需要物质，物质要求金钱支付，金钱来自出售人自身的报酬，报酬取决于职业，职业的门槛同教育甚至学校直接挂钩，而学校系列可以从托儿所到博士研究生。为了成为未来的“房奴”、“卡奴”、“车奴”，个人先得成为“学奴”。所谓“学业负担”、“就业压力”，无非是炼制“房奴”、“卡奴”、“车奴”的前道工序。国际上通行把自杀率作为幸福的负面指数，近年来中小学生自杀事件频频见诸报道，原本为“房奴”、“卡奴”、“车奴”所做的后备军，最后竟然连“正式奴隶”的资格都未获得就提前离场。
　　职业同人的物欲满足联系如此密切，职业生涯自然逐渐代替了人生本身。日渐扩大的都市“剩女”大军，其召集令就是将人生大事屈从于职业规划的流行策略。情窦初开之时，切忌早恋，以免分心影响学业，考不上好学校；大学期间不能随便谈对象，因为前途未卜；如愿进入大企业当上“粉领”，必须集中精力时间聚焦于工作，以换取职务的晋升。人在职场步步高就，蓦然回首，镜中人已韶华老去，满世界只剩下“你看中的，人看不中你；人看中你的，你看不中人”。“剩女”者，“未婚之奴”也。
　　即使该有的都有了，“房奴”、“卡奴”、“车奴”三奴加冕，还缺皇冠上最后一刻钻石，所谓“孩奴”。“升还是生？”这个职场考验即使鼓足勇气勉强过关，想想生完之后的种种开销，从品牌尿布、进口奶粉到早教项目，便让年轻夫妻倍感气短，瞻望前程，还有择校、家教、留学一应支付，更不用说又一套房贷和流水似的结婚开支。
　　面对“房奴”、“卡奴”、“车奴”，人们犹可以视之为提前支取幸福，而面对“剩女”、“孩奴”，连人的生理快感都无法享受，生命的基因使命都无法完成的“杯具”，讨论幸福真成了如假包换的“奢谈”。

（来源：中国经营报-中国经营网 2010-01-29 17:30   作者：顾骏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